陆一：完善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而教育方面尤其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是中国教育现代化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环节，其选育水平代表着教育制度对中国社会在文教领域的最大动员能力，以及对拥有特定自然天赋者的最佳吸引力与造就力。这项教育事业关系到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的时代使命，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青藏高原孕育了珠穆朗玛峰，当教育界以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为使命，要密切关注拔尖项目的效果和拔尖学生的学情发展时，就不能忽视孕育拔尖创新人才的土壤和根基。适合拔尖创新人才在其中成长、冒尖的环境应当是中国式现代化所期待的高质量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而不应成为体系中的例外。没有天生的“拔尖创新人才”，所有儿童都是在各自的家庭、附近的学校、地方的社会环境中生长起来，所有人才都是经历了教育系统的识别遴选而逐渐崭露头角。当我们迫切希望拔尖创新人才又好又多地出现，怎能不追问他们将从怎样的教育生态基质中冒出？制度上提供了怎样的竞争机会和展示舞台来使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如果没有健康肥沃的土壤，没有科学有效的引导和遴选拔擢机制，没有全系统对何为拔尖创新人才、何为高质量教育的充分共识，就很难“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更谈不上“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认准方向，解放思想，拓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下教育与社会的理论构想和良性互动。

一、基于超大人口规模的教育现实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8年，这是出现拔尖创新人才的基础条件。每一位儿童都具有形成独特个性的生命活力，在他们的前途中都闪烁着创新的希望。在足够数量的自然人口中，总有一定比例的特定天赋超群者。这些潜藏的天赋超群者就像有待发掘利用的资源，如果他们在学有所成后得以作出造福人类的科技贡献，既是个人、家庭的幸运，也是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财富。

然而，由于生活环境、所受教育和人生际遇等诸多复杂影响因素，特定天赋在许多时候并不能得到充分施展，甚至会遭到社会性的遏制和埋没。显扬或困顿，这虽然表现为个人的人生发展，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的公义问题。现代国家具有空前强大的控制与动员力，这就更加考验着教育体系对时代需求的响应以及反馈效率。这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为了识别和培育学生天赋发展而需要刻意努力的原因所在。

2011年，我国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几乎每一名具备基本能力的儿童都接受了具有统一规格和质量标准的学校教育。2015年，高考报名率超过适龄人口的50%，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标志着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这意味着，我们从“读书的料考大学”的局部学术竞争社会，迈入了“学业竞争大众化”社会。这一结构性的质变是在教育高速发展中突然到来的，不仅社会对此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教育体系的设计规划更要积极主动作出包容性改革。那么，面向全体青少年人口的选拔培养机制能否如我们期待的那样高效运转，并且对万千学校和莘莘学子起到良性的指挥、激励和疏导作用？

二、过往大学拔尖项目中显露出的全局性问题

笔者自2010年起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一流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相关项目做了全面的调研，与项目负责人和一些关心教育事业的顶尖科学家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并采取社会科学的调查方法研究入围学生的学情与发展。从中发现了一些在大学里显露，但源头不在大学本身的问题。

第一，公平竞争的考试制度尚难体现卓越的选拔性和上不封顶的学习导向。

许多大学拔尖项目负责人和指导教师都认为，若以符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定位来衡量，现行高考并不能做到精确的识别，既不能展现学生在某些方面超强的学习能力，也不能反映学生对某一领域强烈的热情与好奇心。

现行高考要照顾到近一千万考生，并为其中大部分学生提供决定其前途出路的分数。标准化和可预测的命题是近年来的趋势，稍显“偏难”、需要灵活应变的命题将很容易遭遇舆论压力。命题的大众化定位使其在英才识别上的功能钝化了。不仅如此，作为基础教育的指挥棒，由于缺乏足够挑战度的试题来展现他们的才能，这些具有相当潜力的学生为了考试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在等量知识水平和挑战度的练习之中。一方面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另一方面刻板重复、按部就班、谨小慎微的刷题消磨了超越进取的斗志和别出心裁的创造性发挥。结果，天赋学生的学术志趣遭到压抑，不得不沦为多数学生的“陪学”和“陪练”。目前的大学入学考试方式能够做到结构性分层，却不能较好地遴选拔尖创新人才以及为有天赋的学生做好激发潜能的学业指引，这本身就是新高考改革要探索解决的问题。在美日德法等高等教育率先普及的发达国家，不同学力层次的学生会瞄准不同类型层次的大学，根据不同的考试要求为自己设定各不相同的学习上限。例如日本，目标要考取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理工科的高中生无人没有学习过微积分，而其他学生则不必苦学。

第二，拔尖项目学生的自我犹疑和志向模糊。

许多心理学研究表明，高创造性的拔尖人才往往具有时而高度自信自尊、时而强烈自我否定质疑的人格倾向，这种不寻常的矛盾心态源自对价值的高度敏感和人格的复杂性，这本身也是能够打破陈规的力量源泉。然而，我们所指的问题在于不少拔尖学生对价值的钝感，或者说是被动性。在目前的学校教育系统中，“分数”和“名次”决定了前途机会和地位分配，激烈的学业竞争是价值无涉的。同时，教师在日常教育中熟习平等主义，并不强调学生之间具有质的差异，要刻意对学生一视同仁。名分上因普遍抹杀差别，实质上由分数决定高下。英才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存在某种“禁忌”感，很少有教育者会提出显著具有更高才能天赋的人应当如何展开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对他人和社会负有怎样的责任，以及可以追求怎样不俗的理想。

不论天赋高低，学生都习惯性地认为：我们都是一样的。即使通过层层遴选进入了顶尖大学的拔尖项目，许多学生依旧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什么特殊之处。现实中，一类拔尖学生将自己获得的特殊培养渠道作为一种个人资本和特权，认为是优胜者赢得的嘉奖。另一类拔尖学生对于来自制度和外界的高评价与高期待感到压力和抗拒。两类学生其实都习惯于遵从制度化的评价奖惩，没有树立起能够超越世俗评价与个人得失的志向，区别只是在顺境或逆境的不同反应而已。

笔者多年前曾撰文强调在大学本科阶段能否养成真正的志趣是衡量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效果的重要指征。“学术志趣”的重要性已经被写入《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中。从教育的长周期来看，头顶“拔尖”光环而内心空虚，在人生追求上无异于普通人；虽然才智出众、成绩优异，但在人生价值和社会意义问题上幼稚单薄，这不是到了大学才需要直面的教育问题。

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的价值导向是积极的社会责任意识，这种选育模式暗示学生“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也越应当为国家社会重用”。然而长期的教育过程很少鼓励这种抱负，也很少让学生体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那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对于有潜力走上高挑战性学业轨道的学生而言，人文教育亟待更早开展。然而，这种教育的缺失并不能归咎于考试制度，相反它需要与考试选拔相互助成，恰恰应当依据才智选拔结果来开展有针对性的深度人文教育。

第三，拔尖学生的群体生态不可忽视。

笔者在田野调查和访谈中经常询问拔尖项目学生：“你认为竞争的反义词是什么？”常见却不够理想的答案是“合作”或者“躺平”。这里的问题是，不管是“竞争”还是“不竞争”，他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们的所谓“合作”主要是为了分工完成任务，仅限于功能性的社交技能而不“走心”。

随着调查材料的积累，在个别案例里，会有人提到“友谊”“哥们儿”“关系好”这些词。在一个八年制医师科学家实验班，学生主动提了一句话“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通常来说，医学属于马太效应很强的行业，这种学制又导向共同的职业发展轨道，容易构成班内的激烈竞争。但在笔者对这个实验班的观察中，确实可以看到他们在学业上相互帮助、在精神上相互支持，普遍把同学视作长期的同伴。由于没有内部竞争的淘汰制度，当面对高强度艰苦学业挑战时便会一起迸发出强大的意志力。另外，曾有一个大二拔尖计划的学生说，他们私下里有个自学小组，会一起钻研一些天马行空、不太“着调”的科学问题，谁是成员并不对外张扬，决定拉谁进来要通过一段观察之后取得一致同意。这种拔尖学生自发的成群是非常好的迹象，但目前比较罕见。

现代学校教育是高度个体化的，以个人为单位的成绩评价和激烈的考试竞争都容易使才能出众的学生陷于独来独往的境地。然而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伙伴、同道以及成长过程中的参照系。一个人若要作出重大社会贡献更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孤立的拔尖创新人才是无法成立的。另一方面，普通学校中机械划一的集体主义规训也不足以帮助个性独特的学生找到自己内心归属的群体。

《礼记·学记》有论，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是学有所成的重要标志。蔡元培先生也很重视这一点，他主张教育要使个性与群性均衡发展。访谈中设置这个问题的用意在于关注拔尖学生的群体生态，衡量他们友爱关系的质量。目前关于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已有许多研究和论述，但尚未有注意到他们“成群”的社会性和“友爱”的关键性。尤其是当人才培养项目通过刻意选拔把优秀的学生以更高密度聚集到一起时，他们将更容易找到伙伴还是会更加“内卷”？这就迫使我们警醒，如果这种培养项目不能发扬长处，则很可能助长了弊端。我们的教育与选拔模式要帮助优秀的人之间形成有机的团结，使入围学生通过一起学习、讨论、切磋而感到快乐和相互激励。这种群体内部也会竞争，但是良性竞争。他们往往有共同的专业兴趣、相近的能力水平，并且在一起的学习探究活动中会形成一套更独到的学术品位。许多一流学者在求学时代也有这样的经历，例如所谓北大数学“黄金一代”等。

三、中国式因材施教选育体系

综上，成功通过层层遴选进入大学拔尖项目的学生身上暴露的问题未必出自拔尖计划本身，其根源在于我们教育考试体系的建制原则和教育生态的价值倾向。事实上，随着近几十年来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针对各种问题而生成的局部改革与增量改革，系统内部开始出现种种摩擦，全系统的宗旨不再那样理路清晰，甚至滋生出一些不利于天赋施展的反智因素。

197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当时国家教育基础非常薄弱，亟待快速建设和拨乱反正，重点学校制度有力支撑了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也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发挥了早期分流与选拔功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优质教育资源依旧稀缺，整个教育系统聚焦于学业优秀的人才，凤毛麟角的大学生是全系统仰视、全社会尊重的国家精英。现如今，我们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完备的学校教育系统，各项事业全面迈上新台阶，高等教育普及化，社会的升学热情普遍高涨，学业竞争大众化，不同家庭的教育选择开始发生分化。在全新的条件下，立足于世界一流的人才培养目标，我们重提学校教育系统内的差异化定位，前提与基础是完全不同的。

今天我们重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是鼓吹教育特权，更不是政策“翻烧饼”。虽然最后成为顶尖人才的只是极少数，而造就拔尖创新人才需要依靠整个社会、整个教育系统的齐心协力。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其自身的学习与成长都有特殊性，但教育制度设计者不能局限于以“特殊教育”的规格来对待这项使命，不能用“盆景式”思路来塑造新时代的优秀人才。

试图“抄近路”的方式并不能轻易消除障碍。在落后挨打刻不容缓的危机感之下，在教育资源极端匮乏的特殊时期，用选拔替代培养，构建全封闭的成长道路，这种做法一度发挥过速效，但在今天已经缺乏足够的正当性。如果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普通大众的教育相隔离，势必造成相互的对立。前者会被后者视作极大的利益和“捷径”而遭到大规模的挑战和过度竞争的冲击。大多数没有入选的学生和家长的诉求和能动性，以及大多数没有参与拔尖人才培养的学校和教师的教育观念和价值导向，实际上影响着所有人。忽视这一点会使拔尖项目遭遇来自内、外部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事与愿违。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探索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自强之路，积累了与国情相适应的宝贵经验，对经济、科技与人才快速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伴随着教育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深入，一些“匮乏时期”留下的惯性和不足日益显现，需要我们以守正创新的精神来改革完善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教育体系。

因此，当今的改革目标不是要再设一条封闭而神秘的拔尖创新人才特殊轨道，而是要将整个教育系统建设成为中国式的因材施教体系，挖掘和促进各类一流人才的涌现。我们提倡在每一阶段都树立卓越的学习标准和积极的选拔导向，开放入口，早期识别，逐步分流。让每个人在初始阶段都能获得充分优质的教育条件，然后经过系统性的选拔与相应的培养，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认识自我，摸索属于自己的目标。随着资源协调匹配，激励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志趣形成，各种人才的成长轨道将自然地嵌入这个因材施教的体系之中，不仅为了具有天赋潜力的人才得以施展抱负，更是为了所有人成长出彩——这才是建基于大众、惠及所有人，又足以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陆一 作者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人民教育》2022年第24期